甲午中日海战，北洋水师本应是凭借其庞大且强大的装备，轻松制胜。但最终的结果却让人惊愕——这支亚洲最强的海军，败给了日本。战局以绝对优势告终，而这个失败，成为了无数文人志士在分析清朝腐败与落后的有力证据。有人归咎于清朝腐败，认为北洋水师派系内斗、李少荃用人唯亲是导致失败的主因；也有激进的改革派指出，战败归因于政体落后，国家积贫积弱，只有通过变法甚至革命，才能求得复兴。对于这些观点，不得不承认，它们提供了宏观视角，深刻剖析了北洋水师的战败，且在我几个月前写李鸿章时，也从这些角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。 宏观历史的角度，确实如巨浪般激昂澎湃，总能让人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气势，读来令人血脉贲张，群情激奋。然而，遗憾的是，这种大势分析往往压倒了许多细节，让人忽略了历史的另一面——它并非全是冷冰冰的洪流，也能如男人的温柔乡，温暖且充满魅力。
日本的胆量，来自于这种利益驱动。而日本对资本的运作，显然是有极高的智慧。自明治维新后，日本通过发行融资债券的方式，解决了大量财政缺口，利用资本市场的力量来支撑战争。通过这一策略，日本不仅获得了战胜后的赔款，还建立了稳固的经济基础，为后来的军事扩张提供了资金保障。 然而，站在大清政府一方，我们则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做法。大清不仅未能利用资本市场来弥补财政不足，甚至因死要面子，不愿发行债券融资。最终的结果，便是财政吃紧，军费不足，而战败成了不可避免的结局。 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差距——日本通过战争融资，不仅解决了短期的资金问题，还获得了远超自己经济实力的财富。而大清政府则在自己一贯的面子文化中，错失了资本发展的良机，导致最终的失败。 可以说，甲午之败并非单纯的军事实力对比，而是资本运作的较量。从某种角度看，大清并非败给了日本的海军，而是败给了日本对资本的巧妙运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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